南宋盱眙古城墙遗址考略
黄添威
【摘要】盱眙古城墙遗址是盱眙县境内保存较好的一座古城墙,城内遗物以宋金时期的陶片、瓷片和建筑构件为主。为研究宋金战争提供了实物见证。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对盱眙城的相关记载,结合考古资料,梳理出了盱眙古城墙建设的经过、变迁及特点。
【关键词】南宋 盱眙 城墙 宋金战争 淮河
盱眙古城墙遗址,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盱城街道范围内,现今残存在天台山、戚大山、象山、第一山、天龙山一带,是宋金战争时期,南宋在淮河下游修筑的城墙防御工事,是南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将天台山烽火台遗址认定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点以来,2015年,将盱眙古城墙遗址认定为盱眙县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该遗址被认定为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该遗址被认定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大运河文化带的一个节点,该遗址近年来备受关注,虽然亦有调查散记性质的文章,但并无系统整理。本文依据相关文献,以南宋史料及官刻本为主,结合盱眙古城墙遗址现状,试图梳理出盱眙古城墙建设的经过,并总结其布局特征。
一、盱眙古城墙修筑背景
早在北宋末年,盱眙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就倍受重视。宋徽宗赵佶认为江浙地区的百姓行为不稳重,容易招摇,盗窃的情况屡有发生,太平的日子久了,部队的能力和势力不足,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难以在淮河长江一带抵御,因而有必要做好基层治安社会防控工作。《嘉定镇江志》记载“大观元年(1107年)十二月,御笔:江浙之民,轻扬易摇,盗窃间作。承平日久,兵弱势单,一有警急,无以制御,阻淮带江,不可不防。”[1]在盱眙等江淮沿岸划分了管辖区域,设置了营地,配备了巡检基层治安官,给予200名配备武器的士兵和5条渔船,巡检与地方上的县尉同为负责社会治安工作,除了打击犯罪以外,还承担跨区域的缉私职能。“可相度于杭越之钱塘、西兴,杨润之瓜洲、西津,淮口之盱眙、临淮,各置都巡检一员,兵给二百人、刀鱼船五只,各于江淮岸侧置营廨,屯守分部地界,凡沿淮巡检悉隶之,以时巡察奸盗。”
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接到皇上诏令,派遣手下解元、杜琳率领部队开始驻守盱眙。“初淮东宣抚使韩世忠,遣统制官解元、杜琳等,将兵渡淮北去,至是,诏世忠:‘金人已约讲和,所遣两军,且驻盱眙,勿侵齐国之境。’”[2]自建炎四年(1130年),刘豫在金朝的扶植下,建立伪齐,南宋与金朝的军事摩擦一直不断,地区间普遍存在不安定因素,双方都有地区被攻占,虽然双方签订了协议,但协议的作用有限。盱眙地处战争前线,江淮地区此时仍然隶属于南宋,南宋正调兵遣将,应对地区战事冲突。
绍兴五年(1135年),时任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的李纲上奏提出:长江、淮河沿岸应该增加修筑城池营垒。《李忠定公奏议》记载了他的奏本《乞沿淮汉修筑城垒札子》,他提出“诸将移重兵,于江北料理营田、葺治城垒,则藩篱可成,今大将,既已移屯矣,营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筑城垒矣,惟是沿淮如庐寿、沿汉江如襄邓等处尚未措画。”[3]金人屡次迅速南下引起南宋官员反思,李纲给出的对策是要做好防守工作,能退才能进,要筑垒屯兵,加强城池建设,“臣愿陛下降诏刘光世、岳飞乘士卒之暇,以渐修筑,如韩世忠之于楚,张俊之于盱眙,杨沂中之于泗,使名城坚垒,绵亘相望,以张国势,以詟敌心,又命朝廷选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汉深考,古迹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须坞牛渚圻之类,筑垒屯兵,益务自固,使犬羊无侵突之虞貔。”并建议刘光世、岳飞所率领的军队,利用闲暇时间,修建城墙及防御工事。另外此段内容也透露出,此时盱眙地区的军事力量已经由南宋被称为“中兴四将”的张俊统率。当时,张俊和韩世忠所率领的部队是南宋的王牌军队,他二人也被高宗比喻为左右手。在李纲等人的推动下,到南宋末年期间,江淮地区掀起了筑城的高潮。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宋名臣言行录》记载:“都督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浚于座中独称先臣可倚以大事。乃命韩世忠屯承、楚,以图淮阳。刘光世屯庐州以招北军。张俊屯盱眙,杨沂中为俊后翼。”[4]此时张浚出任南宋右丞相一年,张俊所部改称行营中护军,为淮西宣抚使,在盱眙驻扎。虽然张俊是地方战区的最高统帅,但张浚的官职比张俊的官职要高,两人皆为当时的朝廷重臣、中坚力量。
绍兴六年(1136年)五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定江、昭庆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江南东路宣抚使张俊加崇信奉宁军节度使,进屯盱眙,右仆射张浚命依山筑城。”[5]《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也有相同记载。[6]从中可以看出,盱眙古城墙的开始建立时间可以确定为1136年5月,下令修筑城墙的人是时任南宋右丞相的张浚,具体修筑城墙的执行者是时任地方战区的统帅张俊。
在修筑城墙期间,工程量大,人员辛劳。史料记载:“是役也,兴于盛夏,自下运土而上者,皆有日课,望青采斫,数十里间,竹木皆尽,劚掘新旧冢,莫知其数,人甚苦之。城成,无水可守,亦无樵采。”工程开始于盛夏时间,从山下往山上运土,每天规定要完成工作量,城垣之外所有竹木悉数砍尽,清除了数不尽的坟冢,若有来犯者,则无处藏身。当城墙建成之后,无水可守,周边都没有树木可以采伐。左丞相赵鼎虽然不认可修城的行为,但仍然认为修筑过程太辛苦,“德远(张浚字)误矣,是虽不为资敌之具,然当念劳人也。”
然而,在修筑城墙期间,张俊的部下却对伪齐的部队仍有些许疑虑恐惧,张俊希望能增加兵力,但他的部下却想放弃盱眙,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张俊方驻军泗州,亦请益兵,众情汹惧议,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戍,召岳飞尽以兵东下。”[7]右丞相张浚竭力反对上述看法,希望将领们能鼓舞士气战斗起来,回复说“贼豫之兵以逆犯顺,若不剿除,何以立国,平日亦安用养兵为?今日之事,有进击,无退保。”而后,朝廷采用了他的建议,“八月至行,在时张俊军已进屯盱眙,三帅鼎力,而岳飞遣兵入伪地,直至蔡州,焚其积聚,时有俘获。”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初七日,宋钦宗晚上在吴江县停泊,《忠正德文集》记载,“张俊遣其属史愿、韩世忠遣其属张偁来禀议。”[8]随着工程进度的推进,张俊派遣部下,向皇上汇报城墙的建设情况,“愿言:俊营盱眙寨,工料甚大,今始及半,月役战士二万,俊时亲负土,以率将士。且乞应副楼橹,并发江东西壮城兵,以助役也。”从中可以看出,盱眙城墙营寨的建设已经进度过半,所需工料甚多,每月需要2万名士兵工作。战区统帅将领张俊身先士卒,自己背土上山,提升士气。希望朝廷能给予用以瞭望、攻守的楼橹,同时发动人员当兵参加劳役,以便于尽快完成工程。
盱眙古城墙范围示意图(绘图:黄添威)
在修筑城墙的过程中,朝廷上对于这项工程亦有不同看法。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十二日,左丞相赵鼎向皇帝汇报韩世忠的建议,韩世忠不认可张俊建设盱眙城墙,想让他渡江主动出击勾引金兵,再两军合击之,《建炎笔录》记载:“世忠之意,不欲张俊筑城,便欲令向前,勾引金人近前,我得地利,合军一击,便见得失。今日得城,明日得县,无益也。窃恐劳役之久,别有事生耳。臣之愚见,若初议遣俊等渡江,径之淮北,或攻宿、或取徐,得则进,否则退归,出入不常,使贼罔测,是亦一策。”[9]随后左丞相赵鼎给出自己的建议,不如让张俊“止屯淮上,初云筑山寨,亦复不知修城工役如此之大,臣深恐城未及就,贼已有动息。欲守,则无地可归;欲战,则不保必胜。”他认为在当前的状况下,要先确保固守,可以将建设工程的体量减小,只建设一个小堡垒,“臣已尝与张浚等商量,若只筑一小堡,可屯万人,选精锐守之,劫寨腰、截断粮道等皆可为之。大军依旧坐据长江之险,贼既不能遽渡,则不无回顾之虑,如此似为稳当。”皇上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赵鼎在与张浚商量后,让张俊继续在淮河上驻扎军队,另外再建设一个坚固的城池。“上以为然。乃曰:‘浚意如何’某曰:‘浚初有商量之意,徐徐议论,但以岳飞牵制于后,贼若抽兵稍回,山东空缺,则世忠必再为淮徐之举,贼且自救不暇,安能窥吾淮甸。使俊筑一坚城池,屯军淮上,临宿、亳,贼且疲于奔命,此恢复之端也。此策甚善,但臣之所虑,今冬防托数月之事,俟来春更筑一堡,不失为此计耳。自古用兵,变化不同,初无定论,然先议守而后论战,乃保万全也。’上然之。”赵鼎并没有完全否决张浚在盱眙筑城的行为,他只是对城防工事的规模有些看法,希望能再宿州、亳州附近再修筑一个城池用于防御。他自己也认为战事变化无常,要能守方能战。因而,盱眙筑城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
绍兴七年(1137年)九月十三日,此时盱眙古城墙在耗费了大量物力人力后,已经修筑了27里,淮河以北的泗州城已经修筑完成。但是在八月,却发生了淮西兵变,南宋军队原隶属刘光世所部的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向金人傀儡伪齐刘豫投降,于是张浚向皇上上奏,对于自己近期的行为进行自我批评,将自身近期所做的行为归纳为“二十条罪”,请求责罚,尤其将自身在盱眙筑城的行为归纳为第二条罪状,《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置戍守之城当度其所宜,以据要害,今泗州之城乃在淮之北,宜小而坚,而今盱眙之城围二十七里,虚费公私之力,无补捍御之事,罪二也。”[10]将盱眙筑城之事放置在第二条罪状,可以推测当时的朝廷以及官员们对于此事的态度是颇有意见的,以赵鼎为首的左丞相与右丞相张浚政见不合,虽然张浚力推建设盱眙城,但他自身也认识到了时间紧迫,一开始计划建设的盱眙城防工事体量较大,耗费精力。随后张浚引咎辞相,于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被贬谪至永州居住,可以推测此时城墙的建设中断。随后,宋金绍兴和议,盱眙从绍兴十二年(1142年)至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被设置官方指定的货物交易商埠榷场。
直至,嘉定十年(1217年)九月十一日,史料记载,盱眙古城墙基本修筑完成,《宋会要辑稿》载,“盱眙军屯驻镇江都统刘倬言:‘窃见盱眙新垒屹然山巅,下视泗州,动息毕见,一望彼界,百里坦平。’”[11]此时泗州属于金朝势力范围,被金军占领,军事力量薄弱,盱眙新筑的城池占据了地理优势,大量宋军屯兵于边境,盱眙作为战争前线,亦屯有大量重兵,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众宿滩宿港,暴露经时,士卒良苦。”刘倬不得不向上呼吁,建议撤减戍兵。
嘉定十一年(1218年)冬十月,《宋史》记载“壬戌(二十四日),修盱眙军城。”[12]史料中关于盱眙古城墙修筑完成的时间并没有更多记载,此处时间可以推测为阶段性的盱眙古城墙已经修筑完成。在《宋史》、《宋史全文》以及之后《成化中都志》等明清正史中皆采信了这种说法。当时盱眙县及其周边的地方政府统治体系崩溃,各路豪杰自立山头,农民起义军李全率领部队与涟水忠义军杨安儿余部季先等部在盱眙共同抵御金军。
绍定五年(1232年),宋将张惠执知军将盱眙城献给金朝后投降,金朝改盱眙军为招信军,辖天长、招信两县,隶属于淮南东路。在盱眙古城墙遗址附近,历史文化爱好者发现了刻有“招信军”铭文的城砖,[13]可以证明金朝和蒙古(元朝)占领统治过盱眙一段时间,为了与南宋交战,亦有对盱眙古城墙加固利用。随后盱眙古城墙淡出视线,直到清朝。
在《光绪盱眙县志稿》中,记载了一篇当时的县令郭起元申请重修城墙的奏议,他派遣手下,发现盱眙古城“馀吏兹土。巡行山。见遗砖断石。零落于荒榛野蔓间。询之父老。言城址袤延上下。”[14]他提出现在盱眙如遇战事,则无城可守。由于明代永乐年间,将原先城墙拆毁,一是因为明祖陵祖制的问题,二是燕王朱棣担心有人从盱眙驻守攻打南京。虽然县令提出复建的请求,但从实际情况看,复建古城墙的可能性及其规模应该很小。
在南宋末年,宋金战争期间,盱眙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通鉴地理通释》记载“张魏公曰,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流。”[15]在盱眙、天长、南京六合一带,皆是平原沃土,河湖密布,而盱眙是防守的关键地方,在这里做好战争的准备工作是未来进攻的资本。“真氏曰,欲顾两淮,先防三口,天长县去盱眙军,百四十里西门,趋盱眙南门,趋六合东门,趋扬州自扬至盱眙凡数百里,平畴沃壤,目亡际重,湖陂泽渺漭相连,田野之民又皆坚悍强忍,此天赐吾国,以为长江之屏障,使强兵足食,为进取之资也。”
盱眙古城墙的结构、城门和相关地名在宋元时期并没有相关记载,后代的《肇域志》记载地较为详细“盱眙城在县境极北,盱山之麓,淮水之阴,半枕山上,半临冰滨,旧有六门,东曰:陈门,西曰:玻璃,南曰:南门又谓大南门,在蛤蜊坝,今时为十字街者,谓之小南门,北曰水门又名淮汴门,东北曰慈氏又名庆先门,今俗又称山口门,西南曰宝积,此皆宋名,也今俱废,惟遗址存淮汴券门尚存,盖筑自秦时,六朝称城小,而坚宋为边方雄镇,常宿重兵,嘉定十一年修盱眙军城,本朝洪武初尝修置镇淮卫,至永乐间废。”[16]《成化中都志》也有相关记载。
而盱眙古城墙最终修筑的长度,可以确定为27里。源于《三朝北盟会编》“今盱眙之城围二十七里。”后代的《盱眙县志》《光绪盱眙县志稿》也都有采用了这种说法。
2015年,盱眙县博物馆在工作中发现了盱眙县古城墙遗址的痕迹,2018年3月-9月,盱眙县博物馆联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盱眙古城墙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17]
从调查和考古发掘的结果可以看出,城墙主要分布在天台山、戚大山、象山、第一山、天龙山一带,经过初步测量,总长度约为8.11千米,城墙依山势所建,墙体呈梯形,下宽上窄,位于山体的半山腰,现存高度及宽度不等。残高约3.5~7米,宽度约为15~22米,从破损的断面上观察,其构造基本一致,主要是内侧用土夯筑而成,外侧用长方体条石堆砌而成,使用了以糯米浆和石灰等混合而成的粘合剂,砖块间连接紧密,难以分割,城墙砖块大小不一,均为长方体砖石,砖块大的长约120厘米,宽约60厘米,小的长约50厘米,宽约20厘米,亦有部分因自然风化和坍塌形成的碎砖,数量较多,砖体未发现铭文及纹饰。城墙在山体转角处筑有凸出墙体的圆形瞭望台,目前共发现尚存四处大小不等的疑似马面(瞭望台)建筑。
从出土器物来看,出土标本较少,有瓷片、陶片、钱币、滚石、装饰性建筑构件等。瓷片有青瓷、窑变瓷,无完整器,器形以碗、盏为主。钱币为铁钱,锈蚀严重,钱文不识。滚石为火山岩石,外表疏松多孔,可以推测来自本地的仇集清平山。受限于条件所限,本次发掘仅是简单发掘,发掘深度并未深入。
盱眙古城墙遗址是南宋末年一段保存较好的、时代较为明确的对于盱眙古城墙的考证认定,填补了盱眙宋代考古的空白,有助于研究南宋时期盱眙县城的规模、建置,也有助于认定同一时期相同规模的其他城址。对于研究宋金对战时期的军事战争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时至今日,盱眙古城墙遗址虽已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界关注,但其保护状况却不容乐观。自然风化与生产活动时刻威胁着这座蕴含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古遗址,需要进一步的加强保护和利用。同时,关于盱眙古遗址遗址,仍然存在许多疑问,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发掘研究,无疑将有利于推动整个大运河文化带流域山城寨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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